本文为原来源的评论文章。有关公共空间价值与规划取舍的判断保留原作者立场，拟建方案仍在规划审查中。
悉尼市府（City of Sydney）推动的市政厅广场计划，近日因公众强烈反对而导致州政府介入，整个规划正重新接受审查。
反对者的理由各不相同：有人认为，为了建造广场而拆除建筑是在浪费公帑；也有人不认同广场的设计。
为了实现这一构想，悉尼市已经在跨党派规划和物业收购方面投入数十年。
如今，这场争论既是两个政府层级的角力，也折射出两种理念的冲突：一方强调财政保守主义，另一方则着眼于公共利益。
拟建的市政厅广场——“为复杂空间提供的优雅解法”。— Choi Render
市政厅广场的设想可追溯至1982年。当时的市长Doug Sutherland提出构想，悉尼市议会随后决定收购建成广场所需的7处物业。
第一处物业在1985年买下，收购一直进行至2019年，仍有1处物业需要强制收购。相关建筑将被拆除，腾出公共空间。
政府拆除物业、为公众建造开放空间，并非前所未有。事实上，这是打造伟大城市、营造令人难忘空间的典型手法之一。
最广为人知的例子，或许是法国官员Haussmann男爵在巴黎开辟街道和林荫大道，穿透这座城市密集的中世纪肌理。
此举为拥挤的巴黎引入了光线、空气、污水排放设施和车辆通行等现代便利。
城市当然需要道路才能运转，但公共广场是否也有必要？拟议中的广场并非城市运转的必需品；然而，随着城市越来越密集，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显现，我们需要为民众提供这样的空间。
意大利城市的广场往往随城市生活自然生长，以市政或宗教纪念碑为核心。到了19世纪，工业革命让城市越来越拥挤，市政改革者开始认识到开放空间的必要性。
John Nash设计的Trafalgar Square，以及巴塞罗那的Plaza Reial，都是拆除原有建筑后建成的。西班牙许多城市也曾通过拆除建筑，营造几何形态规整、由柱廊构成建筑框景的广场。
如今，这些空间已成为全球游客最多的城市空间之一。它们诞生于君主制或威权政府之下，但在民主社会要做同样的事，难度更大。
如今，新自由主义政府会赞颂私人开发商为公众提供空间的慷慨。纽约的Rockefeller Plaza和Seagram Plaza，以及澳洲的Australia Square，都被视为兼具公共便利和商业效益。
讽刺的是，如今公共机构只因想为民众的共同利益增加一处公共空间，反而要遭到批评，仿佛这种做法胆大妄为。
我们是否已经忘了伟大城市如何形成，竟把希望全寄托在开发商于私有土地上新建公共空间？相较之下，我们更应赞赏愿意为民众共同利益建设公共空间的市政府。
建成后的广场将位于城市心脏地带，对面是市政府历史悠久的所在地；那座建筑本身就是一座华丽的砂岩市政纪念建筑。
再看设计。整体几何形态为复杂场地提供了优雅的解决方案，并与市政厅尖顶恰当地对齐。树木可以带来急需的遮阴和绿意，但受城市环境的日照及其他条件所限，未必能长到效果图所展示的密度和成熟度。
公共空间还需要“活跃的边界”——让人们能买午餐、咖啡或小吃的地方。没有咖啡馆，威尼斯的Piazza San Marco还能有多热闹？
即使有这些小小的保留意见，悉尼市为民众营造公共空间的举动，仍是最伟大的市政行动之一。
这不是面子工程，而是留给后代的遗产，不能只按财务成本来评判。我们应继续把城市建设得更适合民众生活。
展望未来时，不妨记住一句希腊谚语：“一个社会在老人种下自己永远无法坐在树荫下乘凉的树木时，才会变得伟大。”
现在，就让我们的市长为民众种下树木吧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