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，基廷领导的工党政府推动强制性养老金制度立法，自由党对此表示反对。合成图：Getty Images/Fairfax Media
围绕4.8万亿澳元储蓄池控制权的争夺，早在养老金制度诞生之初就已埋下伏笔
“Past/Present”专栏将时事置于历史脉络中解读
养老金能不能拿来支付住房开支？一国党近来给出了肯定答案，自由党参议员Andrew Bragg也再次提出类似主张。联邦财政部长Jim Chalmers则指责联盟党和一国党正在“对养老金下手”，企图“破坏”这套退休储蓄制度。他还预言，下一场联邦大选会变成一场养老金公投。
在生活成本危机和住房短缺并存的当下，重新审视退休储蓄与当前可支配资金之间的平衡，似乎是合理的。讨论改变这种平衡究竟能缓解生活成本压力，还是会令压力加剧，本来也不应当引发争议。
然而，动用养老金解决住房问题的主张正引发激烈交锋。
要理解这场争论，须回到澳洲私人退休储蓄制度的由来、制度设计过程中经历的交锋，以及围绕4.8万亿澳元资金池展开的权力角逐。
澳洲全国强制性养老金制度于1992年由基廷领导的工党政府立法确立。基廷（Paul Keating）和澳洲工会理事会（ACTU）前秘书长Bill Kelty被视为这套制度的创立者；制度落地30多年后，他们仍是这场争论中的活跃发声者。
1992年的立法源于工会为争取养老金“权利”而发起的劳工运动。在改革之前，大多数工人退休后只能依靠政府老年养老金。能够同时领取养老金的人，主要是部分白领和政府雇员，而且大多为男性。
Kelty在接受我为撰写一本书所做的采访时说，养老金制度出现以前，“你被解雇时，什么都没有”。他回忆，养老金制度推出时，人们希望“再也不能让工人处于一无所有的境地”。
因此，工党以及更广泛的劳工运动，将养老金视为一项社会正义措施，也把自己看作这套制度的主导者和守护人。
自由党最初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，反对全民养老金制度。对一个信奉自由企业的政党来说，强迫工人交出部分工资是无法接受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自由党议员Tim Wilson等人如今仍会强调，养老金是“你的钱”，是政府授权强制取得的。联盟党内部过去和现在都对行业养老金基金与工会、工党之间的联系抱有深切疑虑。
20世纪80年代末，时任联邦影子财政部长霍华德（John Howard）把为养老金立法铺路的劳资安排称为“基廷／凯尔蒂协议”，称其造就了一个“由工会老板控制的工会小金库”。后来，他又把全国养老金立法形容为“不啻于议会没收雇主资产”。
养老金保障制度（Superannuation Guarantee）立法后，自由党逐渐承认养老金制度将长期存在，但仍试图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这项政策。
2005年，霍华德与时任财政部长Peter Costello推动养老金基金选择制度立法。改革后，员工不再因行业裁定或劳资协议而被默认纳入某个养老金基金，而是可以自行决定储蓄投向。这既是为了把资金从与工会有联系的行业养老金基金中分流，也是在尝试把养老金制度向私人市场开放。
自由党早先也提出过动用养老金买房的方案。正如一些人指出的，利用养老金支付首套房首付其实早已有渠道。Turnbull政府于2017年推出首套房养老金储蓄计划（First Home Super Saver Scheme），允许个人每年自愿缴纳最多1.5万澳元养老金，累计最多3万澳元，日后可提取这笔钱帮助支付首套房首付。
工党反对这项计划。当时的联邦影子财政部长Chris Bowen批评它“从根本上破坏澳洲的养老金制度”，并表示该计划会“推高需求、过度抬高房价，让住房负担能力变得更糟，而非更好”。基廷则把这项计划更早的提案称为“连作为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来考虑，都不够负责任”。
莫里森政府在2022年大选中提出超级购房者政策。按照这项政策，首套房买家可以动用养老金的40%，最高5万澳元，用于购买住房。
政治人物和养老金行业利益团体如今推动当前方案时，仍在沿用上述论点。这些团体也分别与制度中的不同参与者存在联系：有些与非营利基金及行业基金关系密切，而这些基金的董事会由雇主和雇员代表均等组成；另一些则有来自营利性零售基金领域的成员。
Super Members Council（SMC）是在包括Industry Super Australia在内的两家前行业最高代表机构合并后成立的，后者曾因“compare the pair”广告而闻名。SMC调查发现，莫里森政府的新冠疫情提前提取计划让约72.5万名澳洲人实际上取空了养老金账户。疫情初期，政府通过立法允许许多失去收入的人取得“自己的钱”；JobKeeper改革则是在这之后才出台。
最近，参议员Andrew Bragg在向与零售基金关系密切的金融服务委员会（Financial Services Council）发表演讲时，再次点燃了动用养老金买房的争论。他指出，基廷本人早在1993年就提出过动用最多1万澳元解决住房问题的想法。
住房是退休制度的一根非正式支柱。退休后仍需租房的人，尤其是单身人士，更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。要应对这个问题，还可以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，或者提高向退休人士提供的联邦租金援助（Commonwealth Rent Assistance）。
养老金制度十分复杂，很多人都难以看懂。更棘手的是，系统中有众多利益相关方，都在争夺这笔储蓄应当如何使用。
养老金制度最初是为解决一个真实的社会问题而建立的：让澳洲人退休后拥有老年养老金以外的收入，避免陷入老年贫困。但住房同样是社会问题。对许多年轻澳洲人而言，未来拥有自己的住房正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。
回顾养老金制度的历史，再看看澳洲住房危机的规模，就能理解为何会出现动用养老金买房的提案，也能理解围绕这些方案利弊的争论为何至今没有结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