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律专家表示，施暴者正在利用干预令反过来针对家庭暴力幸存者，这是存在缺陷的法律制度所促成的一种新型虐待方式。
报道指出，施暴者借助民事法庭发起巨额诉讼，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经济伤害，并把已撤回的干预令作为针对他们的指控属假的“证据”。
受害者呼吁紧急改革，避免源于家庭暴力的争议转移到费用高昂、无法获得相应法律援助的民事诉讼领域。
一名在南澳面对数百万澳元索赔的受害幸存者说：“这些缺口让像我这样的女性得不到保护、遭受创伤，也没有切实获得公正的途径。”
“摆脱持续诉讼唯一可行的道路，就是同意向伤害我的人付款——实际上是通过缺席判决来买回自由。这不是法律上的解决，而是法庭促成的胁迫。”
图：报道指出，施暴者利用有缺陷的民事法庭制度，在经济上摧毁受害者。
有人担心，这种对制度的滥用会令家庭暴力幸存者不敢向警方求助，因为求助可能使她们日后面临经济破产的风险。
这名女性说：“如果有一天，伤害我们的那个人可能因为我们寻求保护而起诉我们，妇女和儿童还怎么寻求安全与保护？”
“我觉得自己被彻底辜负了。经历这一切之后，我再也不会举报任何事。整个制度都有问题。”
这名南澳女性曾多年在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事法院争取保护家人，随后却收到数百万澳元的诉讼；她指称的施暴者，其核心索赔理由围绕双方过往的干预令记录。
Herald Sun看到的法律文件显示，警方为保护该男子家人而申请的干预令（IVO），并未在法院最终确立——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指控毫无根据。
该男子在索赔中，把这种程序结果当作武器，称它“证明”针对他的指控是假的、他受到冤屈，因此前伴侣应当赔偿。
这名女性说：“不能仅仅因为刑事系统没有提出起诉，就让幸存者失去法律保护。家事法庭程序的结束，也不应该意味着另一种法律迫害的开始，或让受害者永远闭嘴。”
“这是打着法律正当性的旗号，有计划地继续实施虐待。”
与刑事和家事案件不同，民事应诉几乎从不提供法律援助。
这意味着，家庭暴力幸存者被迫在支付数万澳元聘请私人律师，和自行出庭面对施暴者之间作选择；后者可能获准在证人席上直接质问她们。
她们无法退出程序，因此施暴者可以在接下来数月甚至数年继续造成伤害。
维州妇女法律服务机构（Women’s Legal Service Victoria）法律服务主任Avital Kamil表示，虽然滥用制度一直是各个法律领域中严重且持续的问题，但利用干预令制度似乎是一种后果危险的“新手段”。
Kamil说：“他们可以把撤回IVO重新包装成指控系捏造的证据，但事实上，不再继续申请干预令，并不是对事实作出的认定。”
她表示，法院有权驳回恶意或滥用程序的诉讼，但要证明一项索赔毫无根据，法律门槛非常高。
从业15年的Kamil说：“根据我的经验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。”
图：维州妇女法律服务机构法律服务主任Avital Kamil。摄影：Tim Carrafa。
维州法律协会家事法委员会主席Natasha Mastroianni表示，这是一种“非常可怕的情况”。她强调，警方发起的IVO代表第三方对风险的评估，而不是受害者个人提出的主张。
另一名接受Herald Sun采访的女性，正面对她指称施暴的富有男子提出的六位数澳元诽谤索赔。该男子因强奸、袭击和跟踪指控等待审判。
她表示，男子虽然被控如此严重的罪行，却仍有权在另一家法院起诉她，这令人难以置信。
她说：“我的前夫极为暴力和危险，他的财务状况让他有能力继续伤害我。他的收入处于最高税档，这是典型的诉讼虐待和胁迫控制。”
报道指出，他的高收入并未使他失去通过“家庭暴力及当事人交叉询问计划”（Family Violence and Cross-Examination of Parties Scheme）获得纳税人资助法律辩护的资格。该计划旨在防止自行出庭的当事人在证人席上直接交叉询问受害者。
他的案件反而获得了法律援助资助。报道批评，这项计划存在严重缺陷，可能被拥有数百万澳元资产、却仍符合资格的施暴者利用。
图：一名接受Herald Sun采访的女性，正面对她指称施暴的富有男子提出的六位数澳元诽谤索赔；该男子因强奸、袭击和跟踪指控等待审判。资料图片：Getty Images。
受害者呼吁，司法机构应更积极处理家庭虐待案件中的报复性民事索赔，并为受害幸存者提供民事诉讼资金，帮助她们应诉。
南澳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，法院目前已有独立制定的规定，旨在制止恶意或无理缠讼。
发言人说：“根据《统一民事规则》，法院可以以文件或程序轻率无理、属于恶意缠讼，或构成程序滥用为由，撤销已提交的文件、部分诉讼程序，或整个诉讼程序。”
“政府将始终考虑采取措施，更好地保护受到家庭暴力、家族暴力和性暴力侵害的人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