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年多前，西悉尼有一段时间仿佛世界已经崩塌。
有人是在听见警用直升机盘旋、广播要求民众回家时感到末日来临；有人则是在空荡荡的街道上看见骑马巡逻的警员。对另一些人来说，Granville居民遭军方逐户敲门，或有人仅因离开所在城区而被罚款，才是那个“末日”的具体模样。
2021年的封城给西悉尼带来死亡、疫情和经济崩溃的风暴，几乎没有什么能置身事外。本周日，距离限制措施解除将整整五年。那场封城重创了这个地区，也改变了一切。
Boraa Dannoun在母亲下葬几天后，开始为父亲筹办一场Zoom葬礼。就在这时，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彻底失序。2021年封城最后一周，他的父母双双因新冠去世；限制措施解除时，两人刚好下葬。
Boraa Dannoun在Rookwood cemetery探望父母的墓地；两人都在2021年新冠封城期间离世。（摄影：Sitthixay Ditthavong）
“他们走得太快，而且一个接一个，我们根本来不及准备。”他回忆说，“家庭的核心被击碎了。我没法像通常那样一步步经历悲伤，只觉得麻木，无法接受现实。”
他还说，限制措施让亲友无法亲自前来致哀，家人甚至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道别。“我们生命中最神圣的时刻，就这样被规定该如何告别，变得完全没有人情味，荒诞得不真实。”
当时住在Punchbowl的Dannoun是一名快递司机。他至今仍清楚记得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周：父母临终前分别对他说的话、深夜奔赴不同医院的经历，以及那种混乱、不断下沉且令人窒息的无助感。
被限制的哀悼
2021年6月至10月，新州有374人死于新冠。四个月间，病例最多的是12个“受关注地方政府辖区”（LGA），包括Bayside、Blacktown、Burwood、Campbelltown、Canterbury-Bankstown、Cumberland、Fairfield、Georges River、Liverpool、Parramatta、Strathfield和Penrith。
从2021年8月底起，这些辖区的居民晚上9点至凌晨5点不得外出；买菜和锻炼也只能在住所半径5公里内进行，每天离家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。
2021年8月，受关注地方政府辖区之一Bexley，一名男子从公寓向外张望。当时居民只有购买食物等物品或锻炼时才能离家。（摄影：Kate Geraghty）
新州犯罪统计与研究局（NSW Bureau of Crime Statistics and Research）在2021年的调查发现，这些限制措施还伴随着严密执法：来自西悉尼上述辖区的居民被警方开罚单的比例明显偏高，但该局没有发现当地存在“不遵守规定的活动”。
正是在这段限制期间，Mike Searle只能通过视频为祖母发表悼词，身边没有一个家人能与他共同哀悼。
“我大概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亲近她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坐在那里，我看着自己和那个‘防疫泡泡伙伴’一起为祖母致悼词。她能到场，是因为手里有一张小小的许可证明。”
“那一切真的像反乌托邦。”
这次经历也让Searle的想法彻底改变。他说，自己对共同哀悼有了不同理解，悲伤仿佛被拉得过长，难过了远超原本所需的时间。
“我真正失去的，是大家一起哀悼、共同走过这段过程的机会。没有家人和朋友陪在身边，一起经历悲伤的五个阶段，事情就变得困难得多。”
政治觉醒
2021年疫情暴发初期，Fairfield是最早出现疫情中心的地区之一，也正因此引发了后续限制措施。Tairyn Vergara当时在Fairfield中心地带的办公室里，忙于为陷入困境的家庭筹集食物和生活物资。
作为The Parks Community Network的首席执行官，她亲眼看见周围的怨气不断累积。封城的冲击尚未消退，生活成本危机又接踵而来。
“人们觉得事情处理得不公平。有些人似乎更容易成为严厉措施的对象，而不是另一些人。我想，这种感受一直跟着我们走到现在。”她说，“如今，怨恨已经变成了愤怒。”
全国各地的租金、杂货价格、账单、利率和服务费用都大幅上涨，工资却原地踏步。对西悉尼许多居民来说，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与封城时的问题如出一辙。
在Vergara看来，封城和随后而来的经济危机相互叠加，也因此助长了人们对各级政府的怒火。
The Parks Community Network首席执行官Tairyn Vergara表示，人们对新冠封城的愤怒仍未消退。（摄影：Sitthixay Ditthavong）
Dannoun如今仍在每天为父母哀悼。他说，自己的遭遇让他开始追问，家人当时经历的一切究竟是如何被处理的；这些疑问后来又变成了对政治更广泛的怀疑。
“政府的新冠防疫规程让我对政客和新州卫生系统极度怀疑。”他说，“我不相信当时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挽救我的父母。”
他的怀疑，也反映了该地区许多人的担忧：政府当时发布的严厉公共卫生令只针对西悉尼，让人觉得只因邮编不同，受到的待遇就会不同。
最能体现这种感受的一个画面，是Bondi Beach挤满了没有戴口罩的野餐者，而西悉尼居民却几乎不能离开家门。
“我不觉得有人真的忘记了。这样的创伤，不会在五年后自动消失。”Western Sydney Leadership Dialogue负责人Adam Leto说。封城期间，他经常就西悉尼面对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公开发声。
“人们不能出去散步，不能见到或照料亲人和朋友，也不能上班。”Leto说，“当他们打开电视，看到Bondi Beach有人在海滩上野餐时，原本的愤怒就变得更加强烈。”
2021年，悉尼东部城区的居民只要住在5公里半径范围内，就可以前往Bondi Beach。（摄影：Steven Siewert）
在Leto看来，那股爆发时炽烈如火的怒气，后来逐渐化为笼罩整个地区的挫败感。
“眼下的前景并不乐观。如果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，挫败感就会越来越强。”他说。
经历过这样一场创伤后，这个地区不可能一键恢复原状。不过，Dannoun在接受本报采访、讲述那段经历时，心里开始更平静，也明白了一件事：人终究可以疗愈。
“我的父母也许已经不在世上，无法以身体陪伴我，但他们给我的爱还在。”他说，“关于他们的记忆还在，他们教会我的道理也还在。”
